黄欢：援滇这半年

　　■作者简介

　　黄欢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

　　援滇这半年

　　黄 欢

　　当飞机起落架在上海虹桥机场着地的那一刻，我确认前面的这半年画上了一个句号。拖着行李走在接机大厅，人来人往，像极了久违的急诊室。脑后的180天生活片段还在不断随机循环着……

　　记得半年前出发时，我曾这样写道——半年将会是一瞬间。如今，时光的车轮果然风驰电掣，还来不及去细细回味就已经驶向下一站了。

　　牟定，这个地方在一年前的时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年，急诊科第一次有医疗援助任务。很多原因，那次报名没有成行。

　　半年后，我还是报了名。再浓的酒，也经不起时间不停地稀释。再次举手请缨的那一刻，内心原有的憧憬少了很多。只是觉得去到一个陌生、安静的地方，也许可以让自己停下脚步，回头看看已经走过的路，找找原来的自己还在不在。

　　在援滇快结束前，我突然意识到，医疗援助是一个有意思的事情。我们医疗队员远赴离上海2500公里以外的牟定，共同战斗。要知道，在上海娘家的几千号人中间，我们五个人是不可能同时出现在几个平方大小的空间里的。

　　就这样，三男两女——两个八零后、三个七零后，在2018年初的一个清晨，相约在了虹桥机场。

　　到了牟定，年龄最小的我成了队长，感觉总是怪怪的。从不喜欢当领导、发号施令的我居然有了一个从天而降的头衔。

　　想到在此后的半年中，这五个人会经常在一个锅里吃饭，我张罗着添置了各种厨房用具和桌椅。即使对于一个临时家庭来说，这些东西也是必备的。两位大哥经常慷慨仗义，下厨请大家品尝他们的手艺。说来也奇怪，这次的三个男人居然都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而两个女人却厨艺捉急。

　　所以，大家聚餐时往往会看见男人在厨房里手忙脚乱，女人则从容淡定，直到她们失去最后洗碗的机会。我到牟定之后，对于厨房还是有点嫌弃的，毕竟在上海已经把各种油烟味尝得不知所以了。因此，偶尔做几个菜也是心血来潮。

　　特别享受每一次大家饭后围坐在一起，喝着茶，聊着天南海北。这个融洽而纯粹的集体，是出门在外最大的财富之一。

　　离开了喧嚣嘈杂的急诊室，没有了抢救室的窒息感，每天都可以多睡一个小时，因为住处离工作的病房只有三分钟的路程。

　　起床时分，冬天的晨曦刚刚微露，夏天的阳光则早已铺满整个阳台和厨房。在云南，生活里离不开米线。我不会对任何食物产生迷恋，但还是会隔三差五地去食堂或者医院对面的小餐馆以米线例行公事地完成早餐。让我钦佩的是，来自北京的一位小哥每天必吃食堂阿姨煮的清汤米线加鸡蛋，看来是真爱。

　　工作节奏和以前变了很多。习惯了每天急诊室7:30打卡接班，然后一个人抱着病历冲锋陷阵，与重围的“敌军”浴血奋战，杀出一条血路，直到下午三点半放空血槽却得以活着回家。真的已经不记得医生护士站在一起慢条斯理地晨间交班是什么时候了。八点上班，7:55还在嚼着最后一口油条，喝下最后一口豆浆的生活让我常常窃喜不已。

　　突然发现有这么一天，没有人叫我“欢医生”“欢哥”“黄医生”了，或者常常听见门口探着个脑袋窃窃私语说这里有一个“老医生”。取而代之的只有“黄老师”和“上海专家”了，内心真的空空无比，犹如断了线的风筝，随时都会落地。

　　天天面对白刃战，见惯了大场面，突然有一天让你只做侦查、伏击，几个星期都不放一枪，你都忘记了自己的存在感。不得不承认，这就是自己起初最不适应的地方。

　　就像我来之前说的，我不是什么学术大牛、医疗专家。在牟定的半年，更多的只是分享心得和经验。很荣幸，病房的所有同事能够忍受我的唠叨。他们经常下了班，晚饭过后还不得不重新回到病房，接受我半年多来毫无权威性的说教。其实，我每一次说“和大家共同学习”，都是发自内心的。

　　在牟定，“战场”并不仅仅局限于医院的病房。这个20万人口的小县城，每一个村寨农舍里，都有你值得去关注的生命。现在的农村交通已经改善了很多，所以有时可以一天来回60公里去一个乡村卫生院宣讲。或者在一个村子里驻守一整天，直到深夜返回也不需要担心。

　　我知道自己是来扶贫的。一个“贫”字在我耳畔萦绕了远不止180天。但是，直到我离开病房，在山间公路停车，步行许久，进入一个个低矮破落的农舍时，才明白什么是真正的贫穷。我久久不能忘记一个农妇抹着眼泪说，她家的猪养了一年多了，市场价格越来越便宜，现在卖也不是，不卖也不是，上大学的儿子下个学期的几千元学费还没有着落。一个老婆婆说，家里四口人，小儿子疯了，老伴儿病得不能走路，自己患有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全靠大儿子一个人干农活养家……

　　记得在胸痛中心培训期间，我和牟定的同事经常穿梭于十个乡镇卫生院和机关事业单位。眼前掠过的有漆黑、颠簸的乡间小道，有黄绿成片的农田，或是尘土飞杨的崎岖山路。

　　在讲堂里，坐在对面的很多是医学基础知识薄弱的同行，甚至是非专业人士。我这个所谓的“上海专家”一五一十地讲着各种课件，起初的内心是忐忑的。要知道，在上海，像我这样的医生是没什么机会拿起话筒，给同行灌输医学知识的。

　　所以，有那么一天，当我看见对面那一双双专注的眼睛，一页页记录认真的听课笔记，还有时不时闪烁的手机闪光灯，自己却可以逐渐讲得眉飞色舞、从容淡定时，我的内心充满感恩。

　　我常常觉得这里的医生有这样的病人是幸福的。绝大部分病人从眼睛的黑色部分里透露的是宁静。他们常常会走到病房，安静地等在外面的长凳上，间或小声地询问一下“上海专家”今天是否上班。当他们不停地在医生面前点头，传达着各种肯定和满足时，你可以说他们严重缺乏医学知识，或者不谙世事，但我相信他们的眼神里一定还有淳朴和宽容。

　　你也常常会感动于这样一个场景：同一间病房的病人并不是每一个都时刻有家属陪伴，但是一个病人的家属可以为其他病人提供各种照顾：倒个水，端个杯子，提一下盐水袋，搀扶去卫生间，甚至穿衣脱衣。一切动作都是那么自然，没有任何迟疑。

　　我本以为整个半年医疗扶贫工作将在波澜不惊中结束，但是在即将离开前的一个月接到通知：为迎接即将到来的牟定县脱贫国家评审，州县将开展一次大型的下乡义诊活动。欢医生被编入第一医疗组，同组的有楚雄州、牟定县各个专业的同行。虽然作为组长，但是真正了解工作程序和民风民情的还是当地同行。所以在整个过程中，他们帮了我很多。作为国家验收评审前的攻坚一仗，持续10天的义诊，医疗组总共辗转新桥镇12个村，覆盖登记人口22000余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近400余户，1500余人。前后共计为村民义诊1800余人次，其中建档立卡贫困户350余人次。

　　每一次进驻村义诊，村民都对来自大医院、来自大上海的“专家”趋之若鹜。其实他们的病情并不复杂，更多时候就是生活方式病，或者积劳成疾。相当部分的农民都是从农田里一身汗两脚泥地来问诊。有些人就是想让你的听诊器在他的胸口停留一会儿，告诉他一句心脏跳得还可以。我们带去的药其实并不是最高端的药品，但当一张张处方递到村民手中时，他们的满足与感激足以让我的职业幸福感爆棚。

　　义诊的每一天都是从穿梭于崎岖不平的山路开始的，然后中午吃着一个上海人常常不能习惯的乡间土菜。欢医生作为医疗组唯一的外来人员，言语不通，又没有足够的人手给我做翻译，再加上那么多留守农村的都是耳聋眼花的老年人，所以在每一天的义诊过程中，我总是声嘶力竭的，这与以往急诊室相对“儒雅”的我是有点不同的。当一天的工作完成时，疲劳度真的不比在急诊室差。

　　有好几个村庄人口数量非常大，因为很多村民住家离义诊所在村委会很远，往往到午餐时间还有很多人在等候。在一次看见有村民带着方便面作为午餐，一边吃一边等着医生下午继续开诊后，我们要么索性把候诊的村民全部看完，忙到下午一点再吃饭；要么用半小时吃完午饭马上接着看诊，就是为了让住得较远的村民能够早点回家吃饭。

　　我相信自己应该会在若干年后依旧为这最后一波的付出感到骄傲。我不认为自己有多么崇高，但我不否认自己的善良。身处大城市，在纷繁复杂的急诊室工作许久，突然有一段时间，你需要时刻面对那么多等待你帮助的人，特别是诉求又是如此简单时，你的内心真的会无比纯粹。

　　作为医生，你可能会埋怨他们连个药名都不知道，吃多少剂量都不清楚，化验报告都不带，两年才测一次血压……但是当你被回敬以一个个简单、质朴的笑容时，你内心已经没有勇气再丛生更多怨言了。

　　感谢，这十天为我这半年添上浓墨重彩的尾声；感怀，见证了最淳朴的民风民情与医患氛围；庆幸，脱贫前的牟定留下了我的足迹。

　　如今，我回来了，我还是欢医生。